引言

早在1997年，科赫团体的一名成员敲响了即将到来的监管威胁的警钟。这一年，卢·沃德是即将退休的美国独立石油协会董事长，该协会是独立油气生产商的贸易组织。

卢讲述了他的伤心事，如同垂死天鹅的哀鸣。沃德本人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名石油商，一开始骄傲地列举了他任职期间帮助通过的各种税收漏洞。他指出，“过去几年来我们幸运地拥有一个共和党国会”。但他警告，该行业近来侥幸度过的各种政策“小冲突”，不过是“真正表演的一场彩排……可能的‘碳税’可以帮助支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沃德准确察觉到，气候变化问题即将到来，并且认为，如果“激进环保主义的‘摆脱石油’议程”成功，“沿着这条路向下看，我们可以看到产业被围困”。

他发誓说：“我们不会让它发生。我向你打包票！”沃德的夸耀神气是有充分根据的。多年来，石油产业向美国政治施加着狭隘但有力的影响。早在1913年，石油产业利用其政治影响获得了特殊的税收漏洞，即“石油耗减津贴”。依据石油勘探危险且昂贵的理论，使产业在打出油井时扣除的收入如此之多，因而许多石油公司完全偷逃所得税。1926年这一漏洞又过分扩大，自由派在国会受油田维护者的阻挠，努力了五十年才终于能够结束它。

20世纪受石油支持而崛起的美国政治家中，最突出的便是林登·约翰逊。罗伯特·卡洛在《通往权力之路》中讲述，从1940年开始，约翰逊通过维护他们的利益从得州油田极其富有的支持者那里得到竞选捐款，从新国会议员跃升为民主党顶尖的政治掮客。虽然石油产业借助税收优惠、大额政府合同、管道建设资助等其他拨款形式，从联邦政府那里获益甚巨，但它却成了反政府的保守主义的堡垒。事实上，随着财富增长，得克萨斯油田不仅是数量惊人的竞选钱财的来源，也是特别极端右翼政治力量的起源。

在关于得州石油财富的《大富豪》一书中，布莱恩·伯勒推测，驱使许多富豪的是“暴发户深层的不安全感”，他们一心要维持刚刚取得的一切。得克萨斯现代极端保守主义石油派系的先驱，非科比·罗伯森的祖父休·罗伊·卡伦莫属，他帮助将昆塔纳经营为一家价值十亿美元的企业。源于南部邦联的衰落贵族，他所属的一帮石油商讨厌北方的自由派，诋毁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是“犹政”，并且成立了第三个党，以呼吁“恢复白种人的最高地位”为政纲。

卡伦的政治野心和他的财富一起膨胀，在1952年——科赫兄弟成为政治大金主的半个世纪前——他是美国政界最大的单人捐助者，也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支持者。 但在当时，他这一支靠石油支持的激进右翼注定要被边缘化。伯勒解释说，“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卡伦需要某种支持组织，但他不愿或不能建立一个”。然而半个世纪后，随着“科赫章鱼”就位，卡伦的孙子和石油商同人的进展好得多。产业内长期营造着反对限制碳排放的意见。

地球正在变暖而且是人类造成的这一观念1988年第一次闯入主流媒体，在相关问题被参议院委员会讨论之前，气候模型专家兼美国宇航局哥达德太空研究所主任詹姆斯·汉森在全国性的热浪中就证实了这一观点。《纽约时报》将他引人注目的发现刊登在头版。老布什在总统任期内，同当时两党大多数政治领袖一样，毫无争议地接受了科学结论。他誓言保护环境，承诺“集合白宫效力，对抗温室效应”，并且派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参加首个气候科学家国际峰会，即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

虽然布什是共和党人，但他在党内并非异见者。几十年来，环保运动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虽然支持气候行动的社会舆论高涨，化石燃料行业还是组织并资助了当时最强力的反击。尽管两党总统候选人在2008年达成协议，要采取措施避免气候变化，但强大的外部利益一直在加紧破坏这项共识。发动一场思想战争所必需的保守派基础设施已经到位。用来重点攻击气候科学的一切工具就是金钱。在表面之下，资金正在倾泻而入。自由派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研究主任科特·戴维斯，花费数月时间，努力追查流向非营利组织网和电视传声筒的资金，它们仿佛遵照相同脚本，全都否认全球变暖的现实。

他发现，从2005年到2008年，单单科赫兄弟就投入了近2500万美元给几十个不同的对抗气候变革的组织。总量令人瞠目结舌。他的研究显示，查尔斯和大卫的支出已经超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上市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3倍。在2010年的报告中，绿色和平组织授予当时无人听闻的科氏工业“否认气候科学的中心支柱”的头衔。围绕该话题、经同行评议过的第一份学术研究，增添了更多细节。卓克索大学社会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布鲁尔发现，2003年至2010年间，超过5亿美元用于他所描述的一个巨大的“就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操纵和误导公众的运动”。

这份研究调查了一百多家质疑盛行的全球变暖科学的非营利组织的纳税记录。它发现，这本质上是一场伪装成免税慈善工作的企业游说活动。布鲁尔发现，约140家保守派基金会资助了这项运动。在他研究的那七年里，这些基金会以5299笔基金的形式，将5.58亿美元分发给91家不同的非营利组织。资金流入智库、宣传组织、行业协会、其他基金会，以及学术和法律项目。渐渐地，这个私人网络发起了持久性运动，旨在破坏美国人对气候科学的信任，并且挫败任何控制碳排放的努力。

对于布鲁尔确认的保守派组织的阵容，任何追踪现代保守主义运动资金的人都会感到眼熟。布鲁尔认定的否认气候变化的最大资助者中，有隶属于科赫和斯凯夫家族的基金会，这两个家族的财富都部分来自石油产业。同样积极参与的还有布拉德利基金会，以及与参与科赫会的富裕家族有关联的几家基金会，例如德沃斯家族、北卡罗来纳零售巨头阿特·波普，以及继承父亲遗产的医生小约翰·坦普尔顿——他父亲老约翰·坦普尔顿是美国共同基金的先驱，赞成在巴哈马群岛居住而最终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据说由此节省了1亿美元税金。

布鲁尔发现，当钱被分散，从这些和其他来源得到的资助他所谓的“气候变化反对运动”的资金，有3/4无法追踪。“强大的资助者正在支持这场运动，否认全球变暖的科学发现，增加公众对这种大规模全球威胁的根源和补救措施的质疑。”他认为，“至少美国选民理应知道这些活动的幕后人物是谁。”相反，奥巴马上任后，一些对抗气候科学之战中的最大资助者，行动甚至变得更加隐秘。越来越多的保守派私人基金会和捐助者不是直接资助运动，而是开始通过一家名叫“捐赠者信托”的组织指示他们的捐款，该组织本质上成为右翼屏障，在它之后现金上的指纹消失无踪。